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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朝古都之西周


发布时间:2013年11月26日

摘要:

    周部落的祖先原来也生活在洛阳。司马迁曾说,夏、商、周三代之居,均在河(黄河)洛(洛水)之间。因周部落的祖先善于种植,被舜封于关中平原(今陕西武功)一带,后来逐渐强大起来。公元前1 1世纪,殷纣王无道,周武王率八百诸侯在孟津会盟,渡过黄河,灭了商朝。灭殷以后,周武王先回到洛阳。他亲自察看地形,建起了一座专供周人居住的城邑,即洛邑,并把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从殷都搬到这里。然后,周武王把国都定在镐京(今陕西西安市西南)。周武王死后,他的弟弟周公旦辅助周成王(武王的儿子)掌管国家大事。为了巩固对东方的统治,利用洛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,周成王采纳了周公在洛阳建立东都的建议,派周公和召公组织大规模建设洛邑。经过施工,建成了两座城池,一座是王城,一座是成周城,规模模都相当大。这样西周就有了两个京都,西面的镐京称为宗周,东面的洛邑称为成周。洛阳作为西周。

    

    周族同商族一样都是帝喾的后裔。相传他的始祖后稷(名弃)是帝喾元妃姜嫄因践巨人迹而孕生。后稷善于农耕和种植谷物,因此他同其子孙被尧舜乃至夏朝封为农官。到商代因其主要活动在西方的岐山一带(今陕西地区)而被封为西伯侯。周文王时统治区域已达到洛水流域。所谓文王西伯“献洛西之地”,要求殷纣王废除残酷的“炮烙之刑”,就说明这时周族的活动范围已经接近洛阳地区。
  周武王(姬发)时,周族已强大起来。当时殷的最后一个国王纣“暴虐滋甚”,统治残酷,内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,周武王这时开始作灭殷的准备。首先他“东观兵,至于孟津”,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。当时在战车中供奉着文王牌位,令姜太公吕尚和周公姬旦统率大军,准备渡河伐纣。同时“不期而会盟(同孟)津者八百诸侯”,都说:“纣可伐矣”。而当武王同大军乘舟渡河时,忽见有“白鱼跃入王舟中”,武王俯取以祭,方知天示有凶,时机不成熟,又撤军回转。据传偃旗息鼓,屯兵在今偃师,偃师县即由此得名。
  到武王继位的第二年,殷纣王杀了他忠心耿直的叔父王子比干,太师疵和少师强因惧被戮,抱着乐器投奔到周。武王得知殷朝统治集团内部如此互相残杀,矛盾更加激化,就通告诸侯灭殷的时机已到。“遂率戎车三百乘,虎贲三千人,甲士四万五千人,以东伐纣”(1)。接着从盟津渡河,一些诸侯也都随即赶到,最后经牧野一战,在殷王军中奴隶倒戈助战的情况下,一举推翻了殷朝的统治。这一年当是公元前1027年。西周王朝自此确立了。
  武王克殷这一著名的战役,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。但是孤竹国的两个王子伯夷、叔齐却以未葬文王不孝,以臣杀君不仁为由,“叩马进谏”,拦阻武王渡河伐纣。今孟津以东黄河南岸尚有叩马镇,即当时武王渡河处。足见孟津黄河天堑,自古就是一处军事要地。伯夷、叔齐原是兄弟,因让国君,都不愿继承王位而到周国来的。当周灭殷以后,他们以为是耻辱,“义不食周粟,隐于首阳山,采薇而食之,及饿且死”(2)。至今偃师首阳山北还有他们的坟墓。
  殷朝被灭以后,周武王面临的一个至关紧要而严重的问题,就是如何采取有效措施,控制东方广大地区,加强自己的统治。为此,他并没有立即回到西方的镐京,而是在洛阳经营了一座供周人居住的城邑,这就是史书所说“武王营周居洛邑而后去”(3)的史实。不过这座城邑仍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,所以临时从殷都“迁九鼎于洛邑”(4)。九鼎,即九个厚重至尊的大铜器,相传是夏商周三代社稷和王权的象征。但迁鼎不等于定鼎,从这个意义上讲,武王营筑的洛邑还不意味着为周的都城。
  应当说明,尽管采取了以上措施,武王对于巩固统治的问题仍然感到鞭长莫及,不够周密。当他回到镐京以后,苦思冥索,竟然达到“自夜不寐”的程度,最后在他朦胧地回味着孟津观兵的情景时,恍然大悟,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的妙计,那就是定都洛邑。后来他把这个意图告诉周公:“我南望三涂,北望岳鄙,顾詹有河、粤詹洛伊,母远天室”(5)。赞美洛阳南有陆浑嵩岳,北有太行黄河,洛伊一带距天堂不远,是周朝建都的好地方。然而由于他在灭殷后的第二年就死了,他的这一美好理想则未能实现。
  不过为了稳定东方局势,武王生前还采取了监视分化殷朝贵族势力的办法。他把殷旧都封给纣子武庚,同时把他的三个弟弟管叔、蔡叔、霍叔分别封在殷旧都东、西、北三面的卫、鄘、邶三个地方,以监视武庚的行动,称为“三监”(6)。然而却事与愿违,造成亲不忠,反为叛。那是因为武王死后,其子成王(姬诵)年幼即位,政权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掌握。这时武庚及殷贵族势力认为有机可乘,便制造周公企图篡夺王位的谣言,挑拨管叔、蔡叔。这样他们就在洛阳东北准备联合叛乱。周公为了迅速平定这次叛乱,发动倾国兵力,以洛阳为据点,大举东征。经过三年的严酷争战,终于把叛乱势力镇压下去,同时乘机消灭了东方许多小国,周朝的势力一直发展到鲁、苏一带。
  周公东征是周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,史书屡有记载。如《史记·卫康叔世家》云:“武王既崩,成王少,周公旦代王治,当国。管叔、蔡叔疑周公,乃与武庚禄父作乱,欲攻成周。”“成周”是成王时营筑的洛阳城,这里似乎是说成周城修成之后管、蔡、武庚方才作乱,而《尚书大传》却说:“周公摄政一年救乱,二年伐殷,三年践奄,四年建侯卫,五年营成周,六年制礼作乐,七年致政成王。”据此可知,管、蔡、武庚作乱在前,营筑成周城在后。如果说叛乱势力进攻的目标是成周的话,那仍是武王营筑的军事城堡洛邑。换言之,在成王未筑成周城以前,武王就为它开辟了基础。此即为史书所说的成王“如武王之意”,“使召公复营洛邑”(7)的原委。
  通过武王灭殷和扫荡武庚、管叔、蔡叔的叛乱,周公越来越认识到洛阳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地位。因此他向成王建议说:洛阳为“天下之中,四方入贡道里均”(8),恳请成王建都洛阳。成王接受这个建议,就下令把武王从殷迁来的九鼎定到洛阳,史称“成王定鼎于郏鄏”(9)。郏鄏,是周初洛阳郏山以南的一处聚邑,“定鼎于郏鄏”,即标志着定都洛阳。一件铜铭文中又说,成王“迁宅于成周”的目的,是按照武王的遗愿:“宅兹中国,自兹乂民”(10)。意思是成王把都城迁到洛阳,居住在当时国家的中央地区去治理民众。
  综上所述,周朝营建洛邑的原因,一是为了镇压殷朝旧贵族势力,扩大和巩固东方的统治;二是洛阳有居中御外的优越地理环境;三是位置适中,便于诸侯国进纳贡赋。这些都是过于偏西的镐京、丰都所不及的。所以周成王决定营建洛邑,迁都成周,把洛阳作为国都,是很符合当时统治需要的。
  营建洛邑是周初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营建事务由周公、召公(姬奭)主管,《尚书》中的《召诰》、《洛诰》两篇文献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。如《召诰》说,成王正式执政的那年二月二十一日,先到宗庙里向他的祖父文王告祭,然后回到丰都命令太保召公到洛阳视察地形,选择建都位置。召公在三月五日的清晨到达洛阳,开始进行筹划。三月七日用被征服的殷庶民“攻位于洛汭”,经过测量于三月十一日确定了方位。第二天“周公朝至于洛,则达观于新邑营”。意即三月十二日清晨周公到洛阳,审视复查了召公测定的城郭、宫室、郊庙、朝市的方位。经过一番紧张忙碌,遂选择三月十四、十五日,宰杀牲畜,祭祀天地。接着于三月二十一日通告周与被征服的殷各级贵族侯、甸、男、邦伯前来参加庄严隆重的奠基典礼,并依据工程的需要,分段划分给他们,下令让他们驱使大批奴隶,按照规划,投入了艰巨的修筑工程。这样,从三月到当年的十二月,经过奴隶们艰苦的劳动,迅速完成了洛邑的兴建工程。从此西周有了两座都城,西方的镐京称为宗周,东方的洛邑称为成周。洛阳都市的历史从此跨进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。具体时间应从成王亲政那年算起,大约距今已有三千多年之久。
  在营筑之前,周、召二公曾绘制了一份洛邑图,它是见于文献记载的最早的都城规划图。周公曾把它献给成王说:“我乃卜涧水东,瀍水西惟洛食;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”(11)。从上述记载看,这显然是营建了两座城,并言明了东西所至之处。有的古书还补释说:周公“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,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,郭方七七里(当为十七里),南系于洛水,北因于郏山,以为天下之大凑”(12)。这不仅指出了大城内有小城,而且对南北所至之处也说得很明确。更详细的是还能确指汉代的河南。洛阳二县城原来分别是周代王城(图九)和成周城(13)。依据这些记载,经考古勘察证明,西边的一座在今涧河以东,老城以西,是王城的位置。东边的一座,在今瀍河以东十二公里的所在地方是成周城(又名下都)的位置。1954年,对东周扩建后的王城遗址(14)进行了勘察发掘,得知北城墙地下保存最为完好,全长2890米,墙外挖有护城壕沟。其余三面有残迹遗存。东城墙北段残存长约1000米,西城墙迂曲,长约3700米。其西北城角在今东干沟村北的土丘处,东北城角在今玻璃厂北墙外,西南城角在今兴隆寨东北,东南城角已被洛水冲毁。据此估计城郭周长近15公里,基本呈南北长,东西宽形状,与《晋太康地记》所载“南北九里七十六步,东西六里十步”的范围颇为相近。大概这就是周公所筑王城的范围。

图九 东周城址实测图


  洛阳在周代有多种名称,从历史文献和铜器铭文中可知有洛邑、新邑、大邑、新大邑、新邑洛等。新、大是形容新筑的王城、成周城规模宏大,洛则是城邑所在的地望。成王时的铜器铭文多指成周城为新邑、洛邑;称王城为周或王,而在文献中则称王城为郏、郏鄏、王城等(15)。这些众多别称,反映了新开辟的洛阳还没有固定的名称,不过称洛邑者较多,大概是总称。
  王城内部的建筑布局(图一○)是相当严谨可观的。据《玉海·宫解》可知,“王城面有三门,凡十二门”。南正门为圉门,前673年,郑厉公与虢公平定王子颓与五大夫作乱,曾偕侍周惠王自此入城(16)。北正门为乾祭门,晋国的士景伯曾在此门查访过王子朝之乱(17)。东正门鼎门,传说周成王迁定重器九鼎就是从这里入城的(18)。城门都有三条途道,“男子由左,妇人由右,车从中央”,道宽二十步。城内有经纬道各九条,王宫筑在中央大道上。左边是宗庙,用以祭祀祖先。右边是社稷神坛,作为国王登基典礼和祭祀神灵之用。前边是朝会群臣诸侯的殿堂,后边是商业交易市场。这种布局称为“左祖右社,面朝后市”。在都城以南“近郊三十里之地为明堂”,以祭祀天地。另外根据成王以后的铜器铭文和《左传》记载,可知王城内有康宫,这可能是最主要的王宫。它有康寝、新宫、康公大室、康公大室、康刺宫、康穆宫、康邵宫等部分所组成。大概在平王以前,周王来洛都居住这里,还有周公宫、京宫、平宫、庄宫、般宫等宫室(19)。可见《逸周书·作雒解》记载的“设丘兆于南郊”,“建大社于国中”,“乃位五宫:太庙、宗宫、考宫、路寝、明堂”(20)的情况并非凭空杜撰。同时这些建筑都装饰得非常华丽,有斗拱、藻井、壁画等。由此可以想见,王城内不仅有用于祭祀、宴享、朝贺等象征都城的宏大建筑物均已具备,而且从整个规模和布局来看,比夏商都城更为完善,也更符合奴隶制礼制的需要。但是这些富丽堂皇的宫殿在现今什么地方?古书也给我们提供了可靠线索。据《国语·周语下》记载:“灵王二十二年(前550年)谷、洛斗,将毁王宫”。谷水即今涧河。可见近于涧河洛河的地方矗立着高大的王宫。今王城公园以东和以南直至瞿家屯一带,堆积着大量的东周时代的板瓦、筒瓦和饕餮纹、卷云纹半瓦当以及屋脊形的五面陶下水管,这些建筑材料非一般建筑物所能利用。所以估计当时的殿堂宫寝等重要建筑分布在这一带,这正是城的中部偏南的位置。在城址西北部,是各种手工业作坊,如烧制陶器的窑场和制作装饰品的骨料场、石料场等。1970年至1976年对洛阳战国时期的粮仓遗址(21)进行了勘探发掘,得知在南北400米,东西300米的范围内,分布着排列成行的地下粮窖74座。其间有宽阔的道路,以便运输纳取粮食。大概这就是《考工记》中所说的“囷仓城”。而从仓窖填土中发现的铜料块、铜浇芯、铜器残片及成条的铅料、炼渣、木炭、玉、石、料、角、象牙等成品、半成品以及大量的手工业工具,又说明仓窖附近有制作各种用具和高级奢侈品的作坊。这处遗址位于涧河与洛河汇流处的东北夹角,恰是王城的西南隅。至于城门和其他建筑设施,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发掘。

 

图一○ 周王城图


  距王城以东10多公里的成周城,建筑规模和内部布局,不能详知。《晋太康地记》说:“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,东西六里十步,为地三百顷十二亩三十六步。”《帝王世纪》说:“成周城东西六里十一步,南北九里一百步。”可见其规模并不亚于王城,大概位置在今翟泉以南。但遗憾的是对这座城还未找到城墙遗迹。
  春秋晚期,由于爆发了王子朝事变,周敬王曾逃到成周城。他为了调集诸侯兵力加强防卫和适应王室生活的需要,对这座城进行了扩建。《左传》昭公三十二年载:“欲徼福假灵于成王,修成周之城……冬,十一月,……士弥牟营成周,计丈数,揣高卑,度厚薄,仞沟洫,物土方,议远迩,量事期,计徒庸,虑材用,书餱粮。以令役于诸侯。”到周敬王五十一年(前509年),诸侯国役使奴隶戍卒赶到成周,“城三旬而毕,乃归诸侯之戍。”这次修筑扩建,仅用了一个月时间,可见调集戍卒一定不少。到战国时,吕不韦为洛阳十万户侯,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建。以后则为东汉、曹魏、西晋、北魏四个朝代所袭用。
  成周城内的宫室建筑,所见有大庙、新造、襄宫、宣榭、淲宫、各大室等(22),可以想见也是相当壮观的。
  前已述及,周原是远居西方的一个小国,而灭殷之后,疆域骤然达到东临大海,南毗江汉的广阔地区。在这种新的形势下,周统治者深感难以驾驭,不易治理。尤其是被征服的殷旧贵族势力,并不甘心失败,跃跃欲试,企图兴复旧邦。因此,转移政治中心,镇守洛邑,稳定东方局势,已是当务之急。王城、成周两座城建成之后,周成王曾亲自来新邑举行落成典礼(23),并派周公长期在这里镇守(24)。此后,成王又屡次在洛邑朝会诸侯,举行祭典,制定国策。成王以后,其他周王也常常寓居洛邑,如“王在周”、“王在成周”一类的铜器铭文,都不乏其例(25)。即是周公死后,他的儿子君陈又承袭周公的职位,继续镇守在这里(26)。1929年,洛阳马坡村出土的“令方彝”铭文记载这件事说:“惟八月辰在甲申,王(成王)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、四方,受卿事寮。”明保即君陈。君、尹、保都是官职。这里说成王命君陈来管辖洛阳。君陈还在王城内的京宫,康宫召集周与被征服的殷朝各级贵族和四方诸侯举行祭典(27)。并且1964年以来,在洛阳北窑发掘了几百座西周墓,从出土青铜器中的铭文看,有“丰伯”、(图一一)“毛伯”、“康伯”、“太保冓”、“师隻”、“叔”,“王妊”、“王姒”等(28)官高爵显的贵族、王妃居住在洛阳。这些足以说明,在西周时期,洛邑实属都城的地位。所以《左传》昭公三十二年有“成王合诸侯,城成周,以为东郡”的记载。但是后来西周又为什么回到丰镐,在什么时间返回的,尚待进一步求索和研究。

 

图一一 丰伯铜剑


  周初在洛阳为什么建两座城?那是因为有不同的用途。王城是作为周王召见诸侯,处理政务用的,所以史书说这里是“天子之国,多名器重宝”(29),证明周天子常居于王城。因此春秋时王子兴乱,争夺王位,总是以争取王城为目标。成周城不仅是官僚大臣居住和治事的地方,更重要的是迁入了被征服的殷朝大小贵族,即“居邶,鄘、卫之众”(30)。这些被称作“殷顽民”的人,主要居住在城东北隅的“九里”(31)。对这些“殷顽民”,周王室还给他们比较优裕的生活条件,允许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从事手工业劳动和经商活动,所以后来又称这里为“商里”、“上商里”(32)。所谓“商业”、“商人”两词便由此而来。但是那些身份较高的“殷顽民”,却仍然过着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。从他们墓中的随葬品来看,不仅有精制的生活用具,还殉葬有奴隶。说明这些“殷顽民”尽管已失去了政治权势,却仍保持着奴隶主的奢侈制度。这是周王室为了防止他们继续反抗所采取的绥靖措施。实际上他们是被禁锢管制起来。当时周公曾率八师兵力(每师二千五百人或曰一万人)戍卫监守,称为“成周八师”(33),以御突然事变。所以成周城实质上是一座森严壁垒的军事城堡。
  总之,洛邑的营建对于巩固周朝在东方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,也促进了商周两大民族的融合和东西经济、文化的交流。又由于这两座城是按照《周礼·考工记》关于“匠人营国,方九里,旁三门,国中九经、九纬,经涂九轨,左祖右社,面朝后市,市朝一夫”的理论规划的,所以有比较合理的建筑布局,对后世都城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所谓“匠人营国”是指建筑师丈量土地,建设都市。“方九里”,为每边九里。“旁三门”,指每边三座城门。“国中九经九纬”,指城内有纵横各九条途道,也可能纵横各三条,每条有三道并列的道路。“经涂九轨”,指道路宽为车轨的九倍,即可并行三辆车。“市朝一夫”,指市朝各方百步,这种比较完整的规划理论出现之早,在世界上是罕见的。

(苏健《洛阳古都史》